三峡工程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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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称，今后对长江〝不搞大开发〞。新华社文章称，长江已经奄奄一息，需要“休养”。当今长江两岸出现诸多环节生态恶化问题。专家披露江泽民强推三峡工程上马。 1月5日，习近平在重庆出席了一个意在推动长江经济发展座谈会并发表了讲话。据陆媒报导，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指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对待长江的原则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新华社：长江需要休养生息 两天后（1月7日）新华社发表时评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历史责任。文章并承认，近些年，长江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长江水质污染事件多发；白鳍豚、白鲟等顶级物种纷纷告急。 1月9日，喉舌人民网发表文章称，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被各路“财神”吃拿卡要，奄奄一息。“长江需要休养生息，如对生态破坏非常严重的水电等项目势必将进入冷却期。” 人民网文章总结了长江水域面临的三大难题。 一是航运。曾经“航运为王”的长江面临一堆困境：连续性差、通达性差和航运设施落后。其中，人工修建的水利工程，人为阻断长江的连续通航能力。 文章特别提到，三峡船闸的设计通航能力已经落后现实，2011年的时候船闸通过量就已经超过1亿吨，提前20年达到了设计能力。每年三峡船闸都要大修，造成大量船只积压，有时船过一次闸都得等上60多个小时。 二是污染。长江沿岸约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此外还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上海、南京、仪征等石油化工基地。规模以上的排污口有6000多个。众多工业、生活废水往往直接排入长江。近年来的调查表明，长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2012年水利部水资源公告数据，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785亿吨，其中近400亿吨排入长江——差不多相当于一条黄河那么多的污水排进了长江。 三是小水电。长江干流和支流中，已建、在建和规划中待建的密密麻麻的各级水电站，将完整的一条长江不断“熔断”，长江上游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水库群，不再是一条奔腾、流淌的真正意义上的河流。这对长江的航运来说，也是灭顶之灾。 长江生态恶化，三峡为祸最深 有舆论认为，习近平强势表态〝长江不搞大开发〞，实际上也间接印证当年上马三峡工程，这个重大错误已经对长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在长江开发项目中，遗祸最深的就是当年江泽民强推上马的“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原来不赚钱 根据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资料，至2011年12月底，三峡工程建设资金为1730.14亿元(不包括输变电工程)。2014年三峡工程发电量988亿千瓦时，上网电费每度0.25元，2014年的收入为247亿元。扣除工程运行和管理费用，2014年的净收入为98,8亿元，发电净收入只占工程建设资金的百分之五点七。 还是根据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资料，截至2011年12月底，共收取三峡工程建设基金1615.87亿元。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是一种看不见的收费，每使用一度电交给三峡工程七厘(各地略有不同)。三峡工程建设资金1730.14亿元中有1615.87亿元是老百姓缴纳的三峡基金，高达百分之九十三点四！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三峡工程在2009年基本完工，但是老百姓还是继续在缴纳三峡基金，只是名称改了一下，叫重点水电项目基金，本质还是一样的，所以国家审计署还是采用三峡基金的名称。现在每年缴纳的三峡基金超过二百亿元。 那么这二百多亿元三峡基金又用来干什么呢?用来解决三峡工程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问题、三峡工程的新移民问题、三峡水库水质问题、长江中下游长江大堤的安全问题、鄱阳湖和洞庭湖的生态问题、长江入海口泥沙量变化带来的问题，长江三角洲海水倒灌问题等等。 那么三峡基金还需要缴纳多长时间?三峡基金从1994年到现在已经交了二十多年，再交二、三十年是完全可能的。 三峡工程2014年的发电毛收入247亿元，净收入为98.8亿元，为解决三峡工程带来的问题还需征收200多亿元的三峡基金，原来三峡工程不赚钱！三峡大坝多存在一天，对中国民众来说就多一份经济损失。 齐岳山东北断裂是三峡最大的地质隐忧 大坝建成后各种地质灾难频现，尤其是崩岸明显增加，截至2007年9月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00多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863处在移民迁建区。 2007年9月25日，中共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在武汉召开研讨会，讨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专家表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这是中共官方首次一改以往为三峡工程辩护立场，承认形势严峻。 今年1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发表标题《齐岳山东北断裂是三峡最大的地质隐忧》的文章说，对三峡水库而言，危害最大的是构造型地震。 据悉，在第二库段仙女山断裂、九畹溪断裂、建始断裂北延和秭归盆地西缘一些小断层的交会部位，有可能诱发水库地震。 博客文章称，三峡大坝蓄水容量(库容)为100亿立方米以上，由于坝底压力巨大，渗流要比蓄水前高很多，不仅影响地下水水位，还会对周围地质条件产生影响。由于三峡两岸山体下部未来长期处于浸泡之中，因此发生山体滑坡、塌方和泥石流的频率会有所增加。由于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大规模的开山动土，使本来就脆弱的三峡生态环境，更雪上加霜。造成库区周围的建筑裂缝，山体滑坡加剧。 另外三峡工程诱使库区周边的地震多发，据统计，自2003年蓄水以来，奉节发生地震14次，最大震级2.9级，其中五次为有明显震感的地震。水库诱发的地震一般发生在近坝区，它和普通地震的最大区别是：震源更浅、破坏性更大。而为了治理这些灾害，截至2010年3月中国已经花费了120亿元人民币。 截至2010年5月，自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新生突发地质灾害增多。库区共发生形变或地质灾害灾(险)情132起，塌岸97段长约3.3公里，紧急转移群众近2000人。 三峡工程造成生态危机，专家预言最后将拆除 三峡工程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引发的声势浩大的百万移民工程，水电过度开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地质灾害，使它从开始筹建的那一刻起，便始终与巨大的争议相伴。 在三峡大坝拟议修建之初，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从地质、环境、生态、军事诸方面痛陈三峡工程的危害，他预警了三峡水库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并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因此，他不被邀请参加三峡工程论证。 黄万里先后三次致书时任中共党总书记的江泽民，指出根本不可修建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他回忆，共给当局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但是给美国总统写信，“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他痛心疾首，晚年病重弥留之际，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2001年，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 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中下游连年出现反常气候，大旱、高温、洪水等灾祸不断。作家郑义2011年曾撰文称，拦腰建起的三峡水坝，将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被废掉了。最早反对三峡工程的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称：“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早前估计的问题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进不了轮船了，这是泥沙淤积的问题……” 著名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现在不下决心拆除三峡大坝，将来想拆可能也不行了。他预言道，当三峡工程运行三十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再想拆除三峡大坝，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江泽民、李鹏被质疑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 事实证明，当局宣传的三峡工程“具有防洪抗旱、发电、航运、环保等巨大的综合利用效益”，并没有在现实中真正实现，相反，由此引发的各种用途之间的矛盾、移民、生态环境遭破坏等诸多问题，却证明三峡工程“弊大于利”。 党媒人民网2012年2月刊出一篇文章，据称是根据中共前总理李鹏会议记录整理，为李鹏撇清三峡大坝决策责任。文章声称，三峡工程由邓小平拍板，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主持制定的。 1992年中共国务院向人大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的举动，被广泛质疑是江泽民、李鹏等人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1992年4月7日该议案终于进入表决程序，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67%，是迄今为止中共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在三峡工程投票之前的3月18日，李鹏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党员负责干部会议，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动员报告，讲了两个多小时，用党纪要求两会中的党员代表支持党中央和他本人对三峡工程投的赞成票。最终结果是三分之二的人大代表投了赞成票。这三分之二的比例，和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党员代表比例十分相近。如果没有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代表的投票，赞成三峡工程的人大代表人数会大大减少。如果没有利用六四镇压借刀杀人，将戴晴作为六四的幕后黑手抓入监狱，同时焚毁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长江，长江》一书，在政治上打压反对派，不允许他们在公众媒体上发表意见，如果能让全国人大代表全面地了解反对派的意见、特别是黄万里教授等的意见，那么就不可能有三峡工程的上马。 财经网《安邦谘询：三峡工程正在成为一个无底洞》文章说，三峡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超级工程之一。它不仅投资巨大，而且遗留的问题众多。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三峡工程在中国引发的争议也前所未有，以至于它在2009年全部完工的庆典上，居然没有一位中共领导人到场祝福！这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 |
杨光耀，焦虑地等待下为2016年7月7日更新： 这段时间汛期到了，三峡下游遭受水灾，比如湖北（武汉）、安徽，可三峡大坝却不敢蓄水到高水位，仍往下游放水。虽然说对长江下游造成水患的主要是在武汉入口的汉江，三峡水库对它毫无控制（王维洛），所以和三峡水库没直接关系。但在武汉受灾期间会提高其长江武汉段的水位。你们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网站（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水情信息）查吧，从6.30日-7.7日，其中5天的排水量大于蓄水量，水位都没超过150米，实际146-149米，为何不蓄到高点水位，缓解下游汛情？！因为怕上游突降暴雨，排水不及，出现溢坝垮坝事故！！ 这个三峡大坝的特征是：以枯水或平水期为蓄水期、以洪水期为排水期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库。 去年旱期它拼命蓄水到175米 现在汛期咋不蓄了？防洪库容怎么不敢用了！（可以把149米到174.18米的差距看作防洪库容吧） “icesky huang回复： 看到水力坡度就想笑，三峡库区的回水根本就没到过重庆。2010年7月19日，重庆寸滩水位184.53m，三峡坝前水位147.5m，那我请问一下答主，你知道两地江底的海拔差是多少吗？” （看你问得还算有干货，特意腾出时间回答你。其他的看都不懂我也就不解释了。回答这个只是梳理我自己逻辑，我没工夫科普大家。） 答：首先，三峡库区回水到过重庆；另外，坝前水位对重庆水位有影响，所以汛期不敢蓄水，怕重庆水位过高淹没重庆。（寸滩江底海拔不到160米，坝前江底海拔约56米）。 重庆寸滩水位184.53m，三峡坝前水位147.5m，请问这（184.53-147.5）=37.03米是不是三峡大坝上游（寸滩）和下游（坝前）的落差。你想说寸滩江低本来海拔就高，所以水位184.53米有一部分是江低高衬起来的？还是坝前水位147.5m到不了寸滩，因为寸滩江低海拔高于147.5m，所以三峡大坝回水范围到不了寸滩？应该是后者。 请看下表：寸滩有约400米的江底海拔低于160.3米。
另外，根据2010年7月28日水情制作的模拟图，坝前158.09米时，回水末端（尖灭点）离寸滩12公里，所以三峡大坝如果蓄水到175米，绝对是会导致重庆淹没的。
icesky huang不就是想表达：**三峡大坝蓄到175米，重庆没鸟事吗！如果按照三峡大坝蓄水位为175米，和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 0.7/10000，每100公里上升7米来计算，并将水位的上升模拟为线性的，那么距离三峡大坝600公里之外的重庆的水位就是175+7*6 = 217米。但问题是，三峡大坝什么时候才敢蓄水到175米？它只敢在枯水季节蓄水，**自己去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水情信息。 **如果洪水季节三峡大坝蓄水位在175米，比如最近（最近的大坝水位不到150米）那又会怎样？ 下为2015年10月14日更新： 最近三峡开始175米试验性蓄水了，自2015年9月10日起，预计10月底或11月完成。 长江流域汛期一般是5月至8月（长江北部地区7月至8月；南部地区5月至6月为汛期；9月至12月为平水、枯水期），这么做不是汛期放水，旱期蓄水吗？！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在旱期要发电，就要蓄水，为了满足三峡电力公司发电挣钱的需要！（正常水库为调节洪灾旱灾，应该是汛期蓄水，防止洪灾，而旱期放水，防止干旱） 参考： 三峡工程新一轮175米试验性蓄水进入最后5米冲刺[组图]_图片中国 下为2015年10月12日更新，主要是回复@一枚小蛋 的质疑： 他的质疑：“1.大坝建成之后再无大洪灾 2.大坝已经建成 现在再来争论这些有何意义，又拆掉吗？建造之前撕的逼可比现在厉害的多，都是利弊权衡下的决定。还有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 我的答复： 第一、在三峡修建之前的一次大洪水，是1954年，距1998年44年。1998年到今年，17年。这是因为大洪灾是流域性大洪水，局部的洪水灾害，比如长江流域，每年都有的！ 第二、1998年是流域型大洪水，当时珠江、闽江、长江、松花江等几大流域同时发生特大洪水。所以，当只有长江流域的洪灾，而其他流域情况一般或较好时，是不会有大洪灾的！因此98年后没发生大洪水，不能证明是三峡的功劳。应该查上下游整个流域的降水量。长江真正危及荆江的洪水，是鄱阳湖洞庭湖一起发水全流域洪水，跟川江的洪水关系较小。三峡只能部分管住川江洪水，更不要提三峡公司不听长江防总的，近年来曾发生汛期前拒绝提前预留库容的恶劣事件，给流域防洪带来巨威胁。 第三、未出现大洪灾并不是单独三峡的贡献，而是1998年大洪水之后，国家连续投入300多亿，重点加固长江中下游堤防。也就是说有其他措施辅助的！且不说2010年武汉、重庆、安康，广安县城被淹2/3，鄱阳县北东中部遭特大洪水席卷，15个乡镇平地起水1至2米。要提醒你的是这次洪峰的总水量是远远不及1998年及1954年洪水的！（据国家防总办公室2010年7月15日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7月15日9时，2010年以来中国共有26个省份遭受洪涝灾害，累计农作物受灾6155千公顷，受灾人口9750万人，因灾死亡594人、失踪212人，倒塌房屋59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202亿元。上述大部分损失，发生在长江支流或围堰。） 第四、就连长江委防办主任吴道喜也说“三峡大坝的调控能力也是有限的。”三峡大坝在汛期还向下泄水，因为怕水位超过145米，为什么？因为当时工程上马以为三峡水面是平的，但是实际是斜的，超过145米，上游重庆会完全淹没，所以，汛期还往下排水，导致有长江下游支流河域出现洪灾和内涝！所以，请别说修了三峡后就没洪灾了。（2010年7月20日，记载在重庆北碚水土镇看到，主城区去那儿的老路，已经被水淹没。远远地就能看到洪水之上的房顶。车站也被水淹没了。当地的干部告诉记者，这是当地自1981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 因为民堤质量问题，此次水灾中出现很多内涝。而在荆州一带，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今年的特点是灾情不明显，但是实际很严重。玉米芝麻南瓜水稻，都被泡在水里，其中水稻和玉米表面上郁郁葱葱，但是水一退，太阳一晒，就会全部死掉。南瓜在水里漂得到处都是。簰洲湾村民们担心民堤存在隐患，由地方投入，堤低且薄。） 第五、最后一点，问你，是不是为了缓解某个省某个地区的洪灾，而导致上游洪灾、下游旱情，这个工程就是划算的？为了一部人的人利益，所以就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上游和下游）？难道上游和下游是外国，那里住的不是你的同胞？如果你的回复不具体就问题逐条讨论反驳，而是空口无凭的说明和指责、诛心的话，我不会回复了，如继续骚扰则拉黑名单！ 下为2015年5月17日更新：李锐：我知道的三峡工程上马经过，值得大家看看。该文大致介绍五十年代的两次三峡风波、“促退”决议、葛洲坝上马暂替三峡、三峡大坝最终上马经过及当时9名专家、2位顾问和一名官员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等事，参考价值非常大！ 引自李文：“2002年2月份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消息：现在查出三峡库区两岸山体有2200多处有崩塌危险，需要花40多亿将山体固定。这是开玩笑，山体怎么能固定?水是有浮力的，怎么去固定?楼的地基可以想办法改变，那个比萨斜塔的地基也可以想办法处理，库区水一泡，是没有办法的。”此消息原载于人民日报(2002年02月07日第二版)和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02月07日第一版),（国务院批复《长江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 安排四十亿元治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权威发布）；国家斥巨资治理三峡地质灾害） 李锐简介：男，1917年4月13日生，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现居北京。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1937年武汉大学工学院肄业，赴延安投身革命。中组部原副部长。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研究专家、政治家、作家。历任水利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摘自好搜百科） 对于三峡工程，大家要记住的几个人名：黄万里、李锐、陈云、张光斗、潘家铮、邓小平 下为原文： 防洪和发电中，只实现了发电，没有防洪能力。国务院都承认了其导致了上游地质灾情和下游旱情（新增引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等；原引用：国务院罕见声明：中国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噩梦。这段文字有修改，修改前为：还导致了上游地质灾情和下游旱情。这是国务院都承认的） 1、 三峡大坝采用的是反季节调节。 正常的水库调节汛期蓄水，旱期排水： 枯水季节（冬）：流入小于流出──大坝水位下降，直至145米（汛限水位）； 若是采用这种调节方式，则不但下游在枯水季节能够得到水库的救济，而且也为水库腾出了库容。待到夏天洪水来时，水库的初始水位正好处在145米的最低值。据国务院提供的数据，此时留下的防洪库容足以容纳千年一遇的洪水，应该是非常安全的。若是遇上万年一遇的洪水也没关系，若上游降雨量实在太大，短期内便有超过175米的危险，大开闸门放水就是了。即使是按现行反调节，145米也是汛前水位。反过来，如果遇上的只是百年一遇的洪水，水位只能涨到166.7米（请参考国务院提供的数据），那也同样没关系，在后继的平水季节到来后继续减小流出量，将水位提高到挣钱（也就是发电和航运）正常位就行了。在平水季节蓄水，总比在枯水季节蓄水人道慈祥得多，是不是？ 按此方案，一年有半年水位保持在正常挣钱位上，自己既发电挣钱，又缓解了下游的洪灾。虽然有半年电站收入未能处在最佳值，但下游并非外国，消解了旱灾获得的经济报酬足以抵偿发电量损失。从我党一贯提倡的“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说，整体经济效益只高不低。 然而三峡水库现行调节却是反着来： 为什么要在枯水期蓄水，那是为了力争达到175米的“正常水位”，以实现原设计的发电量，获得足够经济效益，待到汛期来了，就赶快放水，把大坝水位控制在145米所谓的“汛限水位”上。这是为什么呢？那是要留足库容，苦苦等待千年一遇的洪水。根据院士专家们的计算，只有保持这个水位，则千年一遇的洪水万一来了，也只能涨到175米的水位。“三峡水库调蓄不同频率洪水时，相对应的水库最高水位列于下表：(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三峡 - 信息详情) 水库管理人员的尴尬，是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次来的是不是千年一遇的洪水，所以汛前的常规操作，必然是把水位放到145米（据张光斗的披露，好像这还不够安全，必须降到135米，这里假设正式资料的计算可靠）。在第一次洪峰到来后，如果大坝水位超过了145米，那在洪峰过去后就得赶快放水，让水位回落到145米，以防下一次洪峰是千年一遇的。于是在整个汛期中，三峡水库都毫无蓄洪功能，而是不断大量放水，其平均值相当于来多少放多少。这么做虽然起到了所谓“削峰”作用，却使得下游长期处于危险的高水位状态。 “截至17日8时，长江干流九江站水位涨至20.59米，超警戒水位0.59米，创下11年来最高水位。与此同时，江西鄱阳湖水位也已经持续超过警戒线，目前，两者水位还在呈上涨趋势。这次九江段水位再超警戒线主要是由于长江中下游有集中强降雨过程，来水明显增多， 导致长江九江站水位明显偏高并将维持一段时间高水位。此外，江西鄱阳湖水位超警戒水位时间累积已达25天，受高水位长时间浸泡，各地圩堤已经发生渗漏、泡泉、崩塌、滑坡等各类险情，一旦再有大规 模降雨，将对圩堤安全造成威胁。”（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7/17/c_12343036.htm） 与正调节相比，一年只有半年处在“次佳挣钱水位”上，还因为在枯水期拧紧水龙头、汛期卸掉水龙头，给下游其他省造成额外经济损失。无论是从本位主义的观点，还是从全国一盘棋的观点来看，它都远远没有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 据2008年1月8日，长江水利网汉口水文站监测，当日该站水位为13.98米，是有水文记录142年以来，长江出现的罕见低水位，沿岸城市出现饮水困难，“黄金水道”告急，据长江航道局统计，去年10月以来，长江主干线已经发生40余起船舶搁浅事故，航道拥挤阻塞，使长江航运企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仅枯水期增加运力所增加的油耗便达2000万元；洞庭湖、鄱阳湖面积剧减；各种珍稀水生动物死亡的消息频现，鱼类的采食场遭到破坏，鱼类产量锐减；旱灾还可能引发大规模鼠患。综合经济损失与生态环境破坏，根本就是难以估量的。 出了这种事，三峡大坝方还有本事抵赖，“长江水利委员会表示，长江水情历来与降水有直接关系，与三峡工程无关。”可惜直接受害的航道部门未必同意，他们认为，“首先是降水量少于往年，上游来水少，形成了50年来最严重的秋旱。其次，三峡汛后进行了一次蓄水，2007年12月初下泄流量在5000立方米/秒，只有以前流量的一半。12月4日，中游船舶搁浅严重。经过双方的协商，三峡增加下泄流量约 200立方米/秒，但对改变中游枯水现状的作用有限。”(长江遭遇百年罕见枯水期 可能引发洞庭湖鼠患--社会--人民网)。 2009年枯水期三峡再度蓄水，下游再度出现旱灾，据郑守仁院士说，那还是天不下雨，娘 不嫁人，没有办法，与三峡水库蓄水还是无关！这些人轻侮天下人的智力，居然也就到了这种肆无忌惮的地步：谁也没办法让老天下雨，但修水库，不就是为了解决或至少缓解天不下雨造成的问题么？如今下游缺水，你还要雪上加霜，人为降低长江上游对下游的供水量? 关于旱情有兴趣还可以看下面链接： 《三峽蓄水致尷尬局面:上遊地質災情下游旱情》（三峽蓄水致尷尬局面:上遊地質災情下游旱情_CCTV.com_中國中央電視臺） 《“后三峡”时代：江西上书中央称干旱与大坝有关》 《三峡库区淤塞严重 航道安全受严重挑战》（三峡库区淤塞严重 航道安全受挑战） 按之前的操作规程，这种汛前大量放水降低水位（也就是来少放多，使得下游提前进入汛期），汛期中来多少放多少的背时作法，要维持到11月间，水库才开始蓄水（也就是来多放少）。但如上所述，这种背时作法连续两年引出了严重恶果，因此院士专家们现在考虑决定英勇地“开发洪水资源”，拦洪水尾巴，从9月中开始来多放少，提高水位。这么做，当然无法缓解雨季下游的水患──连三峡集团三峡枢纽梯级调度中心主任袁杰都承认：“进入9月后，中下游的水位已比汛期低很多，行洪能力较大，大洪水完全可以泄走。”水库到那阵子才开始“蓄洪”，完全是雨后送伞，但好歹能减轻因水库在枯水期蓄水而加重下游旱情的灾难。 令人绝望的是，这种只顾自己发电赚大钱，不顾下游死活，以邻为壑的下流做法似乎并非绝无仅有。湖南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聂芳容说，湘江上游最大的水库 ──东江水库也是只顾发电，“未承担补水任务”，9月前就将积蓄的25亿立方米水下泄用于发电，到了旱季湘江出现低水位，水库便无法有效补水了。（长江遭遇百年罕见枯水期 可能引发洞庭湖鼠患--社会--人民网） 所以，咱们的水库是“水电”工程没错，与“水利”却无相干，称为水害工程倒实至名归。 那为什么三峡大坝要搞反向调节？见第3**。** 2、 三峡大坝没有防洪能力，并不像工程上马之前论证和宣传的一样，且泥沙沉降会导致有效库容减少，进一步降低滞洪功能。 3、 上述情况是因为三峡大坝设计之初未充分论证“水力坡度”的问题，认为库区是平湖，修好才发现是斜的。也就是说三峡大坝的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静态湖湖面是水平的，因为三峡大坝库底部存在斜率，所以库面也是倾斜的（从重庆到宜昌自西向东下斜）。而且流量越大，斜的越厉害。若是真在汛期蓄洪，把大坝水位提高到正常挣钱位（175米），则倾斜的湖水立刻就要漫出上游堤坝，淹没重庆市： ”据官方网站《长江水文网》报道，2009 年8 月6 日，长江三峡大坝坝址的三斗坪水位才达147.90 米，重庆市区寸滩站的洪峰水位就已高达182.49 米，其水位落差为34.59 米。 另据《重庆晚报》报道，本轮降雨形成的最大一次洪峰经过主城时，长江水位将达到183.11 米，直逼183.50 米的保证水位。所谓“保证水位”，是指最高防洪水位或危害水位，也是指堤防设计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水位。一旦最高水位超过保证水位，就有可能出现决堤危险。8 月5 日晨，重庆朝天门码头供游客停车的平台全部淹入水底。朝天门广场平台全部台阶被淹没。中午12 时，江水已到达朝天门广场门洞，原有的码头消失。“ 而在论证三峡大坝是“平湖”还是“斜湖”时，据赵世龙（《时代周报》副总编辑）文章，对关于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目前有五种说法：(1)水力坡度为零（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2)水力坡度为0.7/10000（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3)水力坡度为0.6/10000到0.7/10000（长江水利委员会汪总工）(4)水力坡度为1.9/1000到3/1000（长江水利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寥志丹）。(5)三峡论证泥沙组负责人林炳南在‘工程泥沙’篇中详细论述了三峡建库前后的坡度问题。‘川江是山区河流，坡陡流急，平均坡降约为2/10000，是下游平原河道上荆江坡降的3倍。 三峡工程论证组中居然连水力坡度为零的胡话都能说出来！只要有点科学常识都能理解：三峡水库虽然像湖，但它并不真是一个湖，仍然是一条河道，其与一般河道的区别，只在于横截面大得多而已，所谓“一条大河波浪宽”。而只要不是白吃就该知道，河道上的水面绝对不会是水平的，必然要有水位落差。若假定库尾与大坝的水位等高，则水库里的水也就不会流动了。 承认水力坡度确实存在的专家给出来的数字又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会相差几达二十倍？三峡水库的特点，是它非常狭长，长度竟达662.9 千米。若坡度为千分之一，则水位落差就是662.9 米，那还得了？这意味着大坝在达到新华社宣布的正常蓄水位175 米时，库尾的水位将达到837.9 米！若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则水位落差就是46.4，那也够吓人的。 4、 三峡水库没有经济价值，其发电能力完全可以用修若干小型发电站来代替。 5、 工程会造成严重的移民问题，水库的静态设计有可能导致移民线后移，加重这社会问题。 6、 工程必将引起生态灾难：引起气候反常；阻断鱼类洄游，导致长江中的淡水豚扬子豚与其他珍稀鱼类绝种；毁掉古巴国文化遗址，淹没无数珍贵文物，使得那些地下国宝再无出头之日；湖里淤积的腐败动植物会造成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是，它还可能引发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24c5601000am8.html） 另外，对于二楼湯卓的回答，我想对你说，按照你的回答逻辑，我可以模仿出类似的回答： 模仿1： 日心说我不懂 但是你知道基督教给了多少人希望吗？ 基督教这么大力鼓吹地心说，就只是为了上帝？ 你以为基督教教众都是傻逼，就布鲁若、哥白尼、伽利略几个靠公式计算和望远镜的是聪明人？ 模仿2： 量子力学我不懂 但你知道牛顿的经典力学为人类的发明创造做出了多少贡献吗？ 经典力学科学家不承认量子力学，否认光的波相，就只是为了牛顿？ 你以为以前的科学家都是傻逼，就的爱因斯坦、波尔这搞假想公式的是聪明人？ 上面是两个科学常识的模仿，想必大家应该知道后面的发展和答案。因此，人类/科学发展中，有的人确实会因为偏见（如基督教众）或限于当时的科学认识和技术发展（如牛顿）而无法完全认识了解某种现象和问题。正是后人的质疑促进了发展，因此，不管是公知还是其他人都有资格质疑三峡大坝工程，而你要做的就是把你觉得公知是傻逼，而“所有”（我想你指的是论证三峡大坝合理的人，你差了个人字？）是聪明人的证据亮出来，也就是“所有”如何反驳公知观点的论证和论据，我想这才是知乎其他的优秀答案！ 而且三峡大坝上马过程中，正是因为权力介入，垄断了话语权，压制了不同意见，没有以制度确保各方畅所欲言的同等权利，未能使得各方得以进行充分的自由辩论。导致三峡工程没有进行严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以及后续的流弊预估和预算估算。我认为像这种影响数亿人生命，已经生态环境工程绝不是草草几个字、以及能挣钱就能匆匆上马的（关于工程上马时的人大投票过程见此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如果钱真是第一，那为何各地修建石化PX项目时，会有市民散步抗议？可见人们还是希望环境安全的。 |
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剖析戴晴，原《光明日报》记者，现为北京的自由撰稿人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它冲出四川群山，北向流入云南，直抵举世闻名的险而深、长达200公里的三峡；出三峡后，江水宽而舒缓，流经千里沃野，而后从上海流入东海。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被称作黄金水道，是关系到中国农业与航运的命脉，其灌溉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养育着四亿人口。长江流域是中国农业与工业的重地，生产着70％的粮食和40％的工业品。长江三峡则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美丽的自然风景区之一。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有关专家们针对是否应当兴建三峡工程这一问题，不断地争论，并未形成比较一致的结论。最后，政府力排众议，决定三峡工程上马。1993年，中央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1994年12月14日，李鹏总理亲临工地，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该工程正式开工。中国政府认为，三峡工程宏伟壮观，将令世人注目；这一工程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竣工后三峡电站的年发电量为847亿度，将居世界首位，为1993年全国发电量的九分之一；三峡水库将淹没三峡航道中的109处碍航暗礁，从而极大地改善武汉到重庆的航道，可使每年中有六个月万吨轮能直航重庆；此外，这一工程还有重要的环境和社会效益，例如对中下游流域的防洪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等。 三峡建设委员会起先提出了「奋战两年、确保大江截流」的口号；现在，初步实现了截流方案，正利用明渠和临时船闸维持通航；按照工程计划，到2003年，将筑起大坝，船闸升船机通航，明渠截流，水库蓄水到135米，电站开始发电；到2009年，26台水轮发电机组安装完毕；2013年，水库水位将提高到工程设计的175米蓄水位，整个大坝工程按设计进入正常运行。如果一切能按计划完成，那么，按照官方的说法，到时候将是「高峡出平湖，三峡更美丽......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世界一大奇观。高坝将截断巫山云雨，像一座神奇宫殿般的水电站，巨大电流源源流出。正像距坝址不远的皇帝陵一样，现代建筑群也会引来全世界的游客。」 然而，不少学者专家也注意到，从决定到开始兴建三峡工程的过程中，有几个重大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即使上述设计指标都能实现，三峡工程也依然存在着不少无法解决的问题，令人不得不为三峡工程的后果担忧。许多批评三峡工程的人士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主管官员为了让工程上马和向前推进，使用了欺骗和隐瞒的手段。本文将对这几个重大问题逐一分析，以便帮助读者了解，为什么三峡工程中的这些问题会引起海内外学者专家的关注。 1. 三峡工程会不会成为投资「黑洞」?三峡工程究竟需要多少投资？1992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时，主持该工程的有关部门是按1990年的物价水平计算该工程的静态投资，结果为570亿元。该报告在全国人大通过后，在审查初步设计时，工程的主持部门就改按1993年物价估算工程总投资，结果，静态总投资额就一下子翻了一番，跃增为1,100亿元。 出现上述情况并不是偶然的疏忽，主持设计三峡工程的有关部门以前也采用类似的做法。例如，早在1989年，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乔培新就指出，三峡工程「专题论证组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偏向，总是说少不说多。原先计算工程总投资159亿元人民币，今天计算变成361亿元。实际上，这里边还是打了埋伏。」他一再强调，估算工程总投资时，不能故意忽略施工期间的资金利息和物价上涨因素，不能为了要让工程上马、就使用明显不恰当的投资测算方法去低估投资。对此，工程的主持部门其实心知肚明，他们并不是不懂得如何正确估算工程真正需要的投资总额，而是不愿意在工程的前期阶段把巨额的工程投资数公开出来。 果然，1995年秋，当工程的主持部门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时，终于「狮子大开口」了，这时他们提出，如果将「资金利息和物价上涨因素」计算在内，整个三峡工程需要的投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元，这个数字是三年前全国人大审议时的10倍多。可是，迄今为止，官方使用的三峡工程最高投资额一直是早已过时的1,100亿元，而6,000亿元这个数字仍未被正式公布。 自从全国人大通过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之后，这几年三峡工程已经花了多少投资呢？据调查了解，1994年为59亿元，1995年为70亿元，1996年政府拨款84亿元，此后随工程规模的扩大，还将逐年增加投资。按照官方的设想，三峡工程的资金来源共有七种，除政府直接拨款外，还包括葛洲坝和三峡工程自身的发电收入、国内和国外贷款、以提高电价的方式从全国电网费中征收的「三峡建设基金」、以及在发电前发行三峡工程建设债卷。目前已投入的资金主要靠三个来源：一是以「三峡建设基金」的名义向全国用电户加收电费，1994年每度电增加3厘, 1995年增为4厘(不管是否属该工程的受益者或非受益地区)；二是国家基建投资贷款；三是摊派性的「对口支援」，如浙江一家儿童饮料集团已「对口支援」四川万县数千万元。 由于把大量资金集中投入10年后才见效益的三峡工程，自然会影响到其他方面必要的投资。例如在水电工程领域，原拟开工建设的广西龙滩、四川瀑布沟等水电站都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及时开工，更遑论已处于危矣状况、急待修整的、遍布全国的中小水利设施。据中国国内专家的估计，三峡工程的开工已经影响了全国水电工程的建设规模，从1996年开始，全国新增的水电装机容量即开始直线下降，原来要求到本世纪末达到8,000万瓦，现在看来，要完成7,000万千瓦都很困难。 2. 三峡库区的沙石淤积会不会成为严重后患?众所周知，目前长江的泥沙携带量居世界第四位。近几十年来，长江上游山区因滥伐森林、毁林毁草、陡坡开荒以及筑路开矿等人为原因，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而长江中上游还有特殊的淤积问题，即在江底推移的卵石颗粒大、易沉积。再加上三峡库区长达600公里、库尾变动范围也长达100－200公里，这就使得泥沙淤积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人士认为，库区内的淤积将直接影响水库寿命，而且产生碍航和加剧上游洪灾的结果。 针对以上批评，大坝工程的支持者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首先是采取「蓄清排浑」的库水管理方式，即在枯水少沙时期蓄水、而在洪水多沙时期把洪水和泥沙尽量排放到下游去以避免泥沙在库区淤积。这一方案的弊端在于，防淤与防洪发生直接矛盾，长江泥沙的高峰期就在洪水期，一旦遇到大洪水，究竟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是为了防洪而把洪水拦在库内、从而造成严重淤积，还是为了减少库内泥沙淤积、而不顾下游防洪的困难加大泄洪呢? 如果为了救下游抗洪抢险之急，而不能在洪水期泄洪「排浑」、相反却必须「蓄浑」时，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把大洪水带来的大部份泥沙都拦蓄在水库内，特别是水库尾部，造成水库蓄水量迅速下降、上游河道水位不断抬高、重庆地区面临库区上游高水位的威胁。经有关专家的一再督促，水电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不得不组织了大洪水年的蓄洪试验研究，其结果如下：三峡水库尾部很可能出现大量泥沙淤积；重庆主要港口九龙港区的主河槽将基本被淤死；码头前沿会淤成很宽很高的边滩，对航行和码头作业非常不利；嘉陵江口的沙坝及朝天门码头前沿的淤积将进一步恶化。 大坝工程的支持者建议的防止三峡库区泥沙淤积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大坝底孔排沙，这是黄河三门峡工程用过的办法。且不说这种排沙方法在三门峡水库已被事实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即就长江的情况来看，这种方案能否奏效也令人怀疑。首先，三峡水库是个长达600多公里的峡谷型水库，要想让水流将库区上中段的泥沙带到大坝、再通过大坝的排沙孔排泄到大坝的下游去，这种一相情愿最终很可能会落空。美国科罗拉多河上的米德湖水库就有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该水库的长度只不过177公里(仅相当于三峡水库的29.5％)，年输沙量只有1.9亿立方米(只是三峡水库来沙量的35.2％)，这个水库多年运行的实际结果表明，泥沙并未象设计者想象的那样沉积在死库容内，而是沉积在水库的有效库容中，使得水库库尾严重淤积。幸好科罗拉多河没有通航功能，所以这一沉积现象才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其教训值得中国的水利工程人员深思。其次，长江的宜昌以上各支流及重庆以上干流是属于减坡型河段(degraded reach)，河床质是砾卵石夹粗沙，洪水来临时沙石一起往下冲入三峡河段；一旦修建了三峡大坝，库区江水流速减缓，就算能带走泥沙，也很难将石头冲到坝区下游去，结果必然在水库的中上段形成江底砾卵石的大量沉积，成为严重后患。 然而，三峡工程的支持者不仅不认真研究米德湖水库的教训，甚至在做三峡大坝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时都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在三峡大坝工程的沙石淤积问题上，工程的支持者们不但对中国公众保密，而且也对负有最终批准权的全国人大保密。更有甚者，政府部门中的主管钱正英部长竟动用行政权力，告诫知情者，不许谈论这个问题，理由是「怕影响论证」。 3. 三峡库区移民数之谜三峡工程究竟需要安排多少移民？这个关系投资总额和库区人民生存方式的大事，竟然也成了一个谜。为了推动工程上马、减少对工程的批评，负责工程的有关方面总是千方百计地缩小移民数字，试图把移民问题上的困难轻描淡写，达到先上马、再解决移民问题的目的。 1992年4月，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批准兴建三峡工程时，按照1985年库区人口统计数开列的移民数字为72.55万人。这个数字未计入从1985年到1992年的人口增长率，实际上，早在1991年底，库区人口就已增加到80万人。而在国务院批准的论证报告中则说，假如工程在1989年开工、2008年以后建成，移民总数为113.38万人(这里已将人口增长计入)，这个数字就是迄今为止关于三峡工程移民数的官方公开口径。有些批评三峡工程的人士质疑这个数字，主管的官员对他们提出了尖锐的指责：「有的人没有亲自调查研究，就是不承认移民机构所提供的数字，把直接移民72万和规划数字110万，说成是160万，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他坚持说，工程当局提出的移民数字是已经「反复进行了调查核对，村、乡承认，县承认，地、省承认」的。 可是，在1991年11月6日的一次内部汇报会上，这位主管官员说的又是另一套了，「按1985年至1990年19个县市的实际情况统计，库区人口每年都有相当大的增长，如按这五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来计算，到2008年直接淹没的人口已不是113.38万人，而是130.36万人。如果按照三峡工程从1993年开始进行施工准备、20年内完成全部移民的规划，到2012年，在能够控制的情况下，全部移民为131.44万人。」 到了1992年夏季，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关于三峡移民问题的会议上，三峡工程淹没区19个县市主管移民的干部全部到场，分别列举了自己所辖地区的移民数量。宜昌市报告，到2000年就有20万移民需要搬迁；四川省副省长说，四川将有130万移民需要搬迁。仅将宜昌市和四川省的这两个数字相加，就会发现，到2000年三峡工程淹没区至少要移民150万人，而这还只是到2000年为止的移民数字。工程当局在估计移民人数时，不仅低估了施工期间待移民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忽视了搬迁的二次移民，而且没有将水库水位一旦涨到175米至185米时、可能临时跑水的人口算进去，还未将库尾淤积、壅高水位之后上游受到洪涝灾害的移民算进去。 主管工程的官员真的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吗?早在1986年12月2日，一位主管官员就对手下的人说过，「现在人家都把移民问题作为三峡能不能上马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们提出的移民概算，也是决定三峡命运的概算……。如果仍按过去的老概念，提出一个大大的赔偿帐本子来，那就会把三峡(工程)吓回去。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马马虎虎地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大账来，这等于给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提供一颗枪毙三峡工程的子弹。」1992年8月，在决策层内部有人提出移民「将有120万以上」的估计之后，该主管官员仍然关照在场的人说，「你们不要公布这个数字，现在我们只说100多万」。由此可知，目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以为三峡工程只需要移民113万，其实，这只不过是个编出来的、大大被低估了的数字，是说给水电部以外的官员（包括邓小平在内）和国外专家、银行家听的。 4. 安置百万移民的内幕中国人口密集，要寻找一块能安置百万移民的土地是极为困难的。1949年以来中国修建了86,000座水库，也遗留下来大约1,000万移民的生活难题，其中的教训和移民的苦难实在是一言难尽。在这次设计三峡工程时，官方提出了一个新的移民方略：「上移后靠、就地安置，以及开发性移民」。 所谓的「上移后靠、就地安置」是建立在有关部门的一个断言的基础之上的：三峡地区「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安置库区移民」。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移民总数中45.8％是农村移民，主管部门为了让农村移民同意迁移，作了如下许诺：「每人开发半亩高产稳产基本农田和一亩以柑橘为代表的经济园，合计需开发50万亩。加上对当地居民返还30到50％的部份，共计需开发80到100万亩……这样，家庭收入和口粮都可以得到保证」。 可是这80到100万亩田地从何而来呢？主管官员声称，「通过红外线航空照片发现，三峡地区有荒山草坡389万亩」。三峡库区外围真有这近400万亩待开垦、可开垦的土地吗?据了解，这一地区山地和丘陵大约占96％，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其耕地之短缺和人口之密集，可谓全国之冠。任何去过三峡地区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一地区山多地少、人口稠密，满山遍野都是毁林开荒的痕迹，多数耕地支离破碎，顺山势倾斜而下。当地农民为了谋生，多年来实行掠夺式的毁林开荒和在陡坡上播种，整个地区的垦殖系数已高达41.5％。尽管如此，这里的人均耕地面积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地农民只能在有限的耕地上把复种指数提高到191％，让贫瘠的土地一年中生长两茬甚至三茬农作物。这些情况说明，三峡库区的农地早已开发过度，最近40年间当地森林减少了一半，造成了80％的地面出现水土流失、每年有4,000万吨泥沙流入长江。地理学家断定，即使不建三峡大坝，不淹没大片农田，这里的人口也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大约15％。国务院三峡移民规划组的一位副组长曾经承认，在所谓的「369万亩荒山草坡」中，真正可以开发的仅为三分之一。 就在三峡工程开工之时，中国颁布了新的水土保持法。若考虑到该法律的规定，不违法强行开垦，则「原来统计的120万亩当中，只有60－80万亩可以开发利用」。而据有垦荒经验的农民说，若想在山坡上开辟出一亩耕地，大约需要开1.3至1.5亩荒山；所以，即使将80万亩荒坡全部辟出，大约也只能得到53至61万亩耕地。由于这些土地中的绝大部份属于当地农民而非国有，还必须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中划出30到50％退还给土地的原所有者，这样，三峡地区真正可以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实际上只有大约37到42万亩，仅为主管部门向农村移民许诺数的一半。这有限的40万亩地还要用来解决城镇及工厂占地、移民需要的宅基地以及二次农村移民所需的土地，真正能让农村移民用来维持生计的耕地就更少了。 几年来三峡工程规划准备用于移民赔偿的经费一直不断地变化，这是个一直未被充份注意的问题。三峡工程目前安排了185亿移民经费，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没有人会认为一项工程耗费这么大的移民经费是合理的)。那么，究竟这185亿移民经费够不够呢？据主管官员说，「够不够，要看怎么花。不按我说的办法去做，就不够；按我说的办法做，就够花，还有余」。所谓「不按他说的办法」，指的是简单的赔偿，即淹房赔房、淹地赔地，过去中国对水库移民作补偿时就是这么作的。那么这位官员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呢？原来是想把国家对移民的补偿变成「投资」，「让钱增值」，是「一个钱变成两个钱、三个钱、五个钱……」。 这个设想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不赔钱、赔实物」，即「我淹你一亩耕地，将来给你一亩盛果期的柑橘园，半亩稳产粮田，你并不吃亏」。问题是，三峡库区周围，除了极少量的土地为乡政府所有外，其余的大部份(包括荒山草坡)均为当地农民集体所有，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自己并没有现成的土地，只能用钱去开辟新地。1986年以来新地开垦实验的结论是，政府平均以500元的成本（主要用于炸药、苗木等）即可得到一亩新辟土地。之所以开垦成本如此之低，是因为政府对当地农民削高填低、凿石运土的巨大劳动量只付给极低报酬、甚至不付报酬；官员们只是对移民说，这里就是移民们未来的家园，想要吃上饭就得自己拼命开垦。结果，老实又无奈的农民实际上是白白放弃了自己过去的土地，又用自己的汗水辛劳开垦新地、来赔偿自己的损失，而国家则只不过付一点物料成本。这种「以地易地」，实质上是侵犯或剥夺农民的利益，可这就是「中国特色」。半个世纪来，中国的上千万水库移民无一不是国家一声令下，就只有「热爱国家」、「服从大局」、弃家就迁的。 其二是「提前赔偿、以钱滚钱」，实现移民资金的「滚动增值」。其关键在于「早动手、早投入」，即从现在起就拨出全部移民补偿费，然后以此为资本来作土地或工厂投资。这不仅是利用了移民补偿费这笔资金的价值，而且也利用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其实，如果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能善用专管这笔资金，把它投入到最能增值的投资环境中，那么，不一定非要由库区移民自己来经管这笔资金，也同样可以达到「滚动增值」的目的。 到现在为止，三峡工程的移民试点已经进行了7年，结果如何呢？实际情况是，由于腐败无能和资金短缺，中央统管的「开发性移民」已难以推行。自1994年以来，移民方针不得不改弦更张，将任务下放到湖北、四川两个省，随着总投资的膨胀，移民经费也上升到400亿元，仍然基本上按旧办法赔偿淹没损失，移民资金的「滚动增值」成了漂亮的空话。 三峡工程必须迁移的城镇和工厂数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移民的自我意识也与过去几十年中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当地移民官员认为，「目前移民工作中存在几大难点：一是投资包干基数定死，标准较低，因而导致城镇迁建工作中的征地难；二是城镇工厂迁建占地后，二次移民安置难；三是补偿规模限额包干纯属补偿性质，而城市建设又必须按功能配套建设，必须相应增大投资，所以恢复整体功能难；四是由于移民经费按计划投入，迁建工作中及时满足资金需求难；五是农村移民安置难，客观上存在着条件差、容量小、移民期望值过高的问题。」因为原定的「上移后靠、就地安置」移民方针面临重重困难，当局也曾考虑过，要把三峡库区的移民迁往他处。这是个早在八十年代末就试过而难以推行的办法，过去行不通，今后恐怕也难实施。 1996年春天，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到三峡地区考察，访问了万县已经搬迁和即将搬迁的移民，他们的结论是，「政府的宣传技术确实不错，在未搬迁之前总是百般承诺，让村民对未来充满憧憬；但当村民迁移之后，便发觉被骗，因为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比从前还要差很多。农民为了国家的发展，放弃了他们辛苦建立的家园，从三斗坪迁到这里，结果却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和适当的工作安排，甚至连基本生活需要也难以维持。究竟他们为什么会落得如此困境？是政府欠缺完善的搬迁计划，还是根本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整个移民计划？是政府官员贪污、从中克扣赔偿金，还是厂商为谋取暴利不惜欺诈农民？国家要建设，便等于可以随意剥夺人民吗？」 三峡库区本来就是长江流域里生态环境最差、人口承载能力最弱的地区，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在这一地区移民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库区的水土流失和污染加剧，更何况百万移民的不到适当安置，这可能形成暂时埋藏着的巨大的社会动荡源。 5. 三峡工程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三峡工程最遭人反对之处就是它对环境的破坏。中国当局在做三峡工程的决策之前，难道没有做环境评价吗？实际上，1986年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所主持的三峡工程论证，本已对该工程作出了「综合的系统评价，利弊相抵后，总结果仍明显地弊大于利」的结论。但主张工程上马的水电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又重新组织专家，对此评价进行「审查复核」，结果给出以下结论，只要「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生态与环境问题不致影响三峡工程的可行性」。 由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1991年12月提交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报告书》中说，「三峡库区有三千多个工矿企业，年排放废水量达10亿吨（还不包括乡镇企业），排放50余种污染物。库区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其次按顺序排列为农田径流污染、生活废水、城市径流污染和船舶流动污染。」由于三峡工程早在1992年正式获准之前就已由水电工程部门抢先开工，读者可以通过这份1991年撰写的《报告书》来了解，工三峡程的主管者是如何「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的。该《报告书》说，「目前库区沿江城市生活污水基本没有治理，工业废水处理率也低，均靠天然河道水环境容量自然净化。但库区污水排放量大，已形成岸边污染带，并且日趋严重」。建坝后，流带变缓，扩散能力降低，「假定蓄水后点源排放的城市污水量不变，计算重庆、长寿、涪陵、万县市江段污染带控制点COD浓度表明，建坝后寸滩、长寿、涪陵、万县市岸边污染点浓度比建坝前分别增加2.08、8.2、10.36和3.5倍。库区污染带综合指数建坝前为2.31，属轻污染级，而建坝后为3.45，属重污染级；重庆市的污染带由建坝前的2.5上升到3.6，污染程度增加。」 长江三峡水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第4期「监测通报」说，1993年夏秋，「经取样监测与评价结果，长江干流从奉节至宜昌等江段的水质为地面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宜昌市城区左岸的水质为四类标准。长江三峡工程施工区有支流水质较差，超过五类标准。」可以想象，当三峡建坝后，堆放在沿岸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废弃物(包括土壤中的重金属、化学杀虫剂、农药等有毒物质)没入水中，同时水流减缓、「污染扩散能力降低」、「水环境容量降低」，那时库区的环境将恶化到什么程度。 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是「谁污染谁治理」，而三峡工程的总预算只包含建坝、装置发电设备、移民这三部份，并没有专门的环境治理拨款。所以，尽管环保部门估计该工程需要28亿元的污水治理费用和削减污染物排放费用6.5亿元，但三峡工程概算中并没有专款可用。水电部的所谓对环保问题「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只不过是空话而已。 除了环保问题未解决外，在三峡建坝后还有很多生态问题也是难题。例如，三峡库区两岸潜在的岩崩、滑坡体很多，水库蓄水后，岩层经水浸泡，使滑坡体坍落的可能性加大；长江中下游江河体系的水位会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排泄不畅，成千上万亩田地沼泽化；长江的入海口会出现盐水入侵，土壤盐渍化；尚无保护珍稀濒危水生动物的办法。 由于中国国内近年来「有舆论对三峡工程兴建带来的环境问题如何解决存在忧虑」，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总经理陆佑楣曾亲自出面，发表了题为「三峡工程是一项改善长江生态环境的工程」的整版文章，针对塌岸、淤积问题，他声称「库岸稳定」、「水库运用100年后有效库容得到长久保留」，对环境问题则一字未提，只强调水库水质「要坚持谁污染谁治理」。 6. 三峡工程非建不可吗?反对修建三峡工程的人士认为，如果从防洪的角度来看，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中游干流的洪水。而如果沿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沿江水土保持、加固堤坝、疏浚河道等治水办法(更况且今天已经有了更新更好的技术与材料)，可以只用三峡工程预算的一小部份，就能控制住长江上、中、下游和支流的洪水。如果从发电的角度来看，水电确实是最乾净和最便宜的能源，长江潜在的2亿千瓦可开发电能目前也只利用了10％，要开发这些电能，并不是只有修三峡工程一条路，可以修建一系列中小型工程。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所掌握的技术还有限的时候，应当先开发长江的上游和支流，以对环境较少的破坏、较低的经济成本、较少的移民、较短的时间、较成熟的技术，获得同样多的电能。 (本文根据作者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佛理曼讲座上的发言整理，标题为本刊编辑部所加。) |
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我知道的三峡工程上马经过
1952年9月，我从湖南被调进京，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管水电，据说这是陈云的意思。燃料部统管全国的煤、电、油，有三个总局：煤炭管理总局、电业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国家计委，燃料部的上面是国家财经委员会，陈云和薄一波管事。电业总局下面有水电工程局，管水电的计划，我任局长。次年，经过我的努力，陈云批准成立水电建设总局，国家计委（1952年11月成立，12月正式开始办公）的钱直接拨给我们。
当时，电业总局主要搞火电，水电完全没有地位。火电短平快，反正是一要电，就给钱、上马；水电建设复杂，不受重视，很难争到投资。那个时候我们争投资，就是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电力建设的重点是火电。水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先后上马的项目，有新安江、刘家峡、以礼河、狮子滩，还有一个上犹江，那个时候叫做五大水电站，都是1957年以前先后开工的。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争取到这五座水电站的投资，其中争得最厉害的是刘家峡，因为资金受到三门峡开工的影响。
1955年，燃料工业部撤销，成了三个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部的部长是刘澜波，一个副部长，两个部长助理。我是部长助理之一，另外一个是原来管火电的电业总局局长。部长助理一水、一火，部下设一个火电总局，一个水电总局，另外还有一个管运行的局。水、火平起平坐，这样一来，我的发言权就比较高一点了，争取到刘家峡上马。
五十年代的两次三峡风波
电力工业部独立以后，我和部长刘澜波两个人合拍子，他放手让我去干，部内关系变得十分简单。举个例子，1955年初，刘澜波和我任正、副团长的电力代表团正在苏联考察，接到中央的一个电报，说是水利部向中央提出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修建三峡，请我们考虑，从电力系统的角度提出我们的意见。刘澜波没有把握，问我怎么答复。我就告诉他：现在搞三峡绝对不行。于是他就回了电报：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
三峡陈云从来反对，坚决反对。水利部那时候真叫开玩笑，提出的方案更是荒唐：要把重庆市淹掉，牺牲重庆，彻底解决湖北所谓千年一遇的洪水威胁。提出这个方案的背景是1954年长江大水，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当年毛泽东到湖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委”）主任林一山陪他乘军舰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林一山就跟毛谈，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水利部提出建三峡，就是林一山陪毛泽东走了那一趟后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在苏联征求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他们基本上也是不赞成的，我们做了记录，回国以后，把记录报了国务院，以为事情就过去了。三峡又一次非常厉害地哄起来是1956年。水利部有个月刊《中国水利》，那一年第5、6月的合刊上，发表了林一山的一篇长文章《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说还可以打一个很长的隧洞，将水库的水引到丹江口，南水北调，解决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非常宏伟的计划。他提出来的蓄水高度是多少呢？235米。现在的三峡大坝是175米，他的计划比现在高60米。235米是个什么结果呢？现在重庆有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碑，它的海拔高度就是235米。也就是说，整个重庆都在水下边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我们的刊物《水力发电》的9月号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谈长江三峡的问题。这期《水力发电》出来以后，据说武汉买不到，长委把它控制了。而长委在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这就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好像三峡马上就要开工了。我立即写了篇三千字的文章《论三峡工程》寄给《人民日报》，清样都寄给我了，结果后来没有发表，主编告诉我：总理不赞成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争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关心的、赞成的，不好公开争论。我就写了一篇杂文，发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在挖苦三峡的计划。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当年《水力发电》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1958年1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会议开到结尾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周恩来知道我是反对三峡的，他也知道我和林一山的争论，薄一波和李富春更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只有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话：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于是，我和林一山被叫到南宁，当着中央领导的面谈。结果是，林一山谈得没有我简洁有力。毛泽东还要求我们再写文章。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他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通，也就是把他的意见否定了。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我就趁机谈水电，讲中国北方的煤多，南方的煤少，有水力资源的地方就不要搞火电，要搞水电。李富春、薄一波也在一边帮腔。毛泽东就说道：好啊，今后就“水主火辅”。会议之初曾反映了电力同水利两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即决定两部合并。南宁会议后两个部就合并了，变成了水利电力部（1979年后，两部才又分开，但是1982年初又合并了）。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后来，我做了他的兼职秘书。
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促退”决议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给了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你去论证，现在不上马，将来到底怎么办才合理。这样，1958年3月，周恩来带队考察三峡，参加的人有水利部、电力部、科委、计委、交通部等很多部委，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等几个省的负责人，还有苏联专家，一大船人，我记得胡耀邦也去了。总理在船上开会，开会时有文件，一本一本的。总理没有让林一山发言，让我第一个发言，钱正英代表水利部发言，矛头还是对着我。那时南宁会议的具体细节、我跟林一山的争论、写的文章，大家都还不太知道，人们的意见还是一边倒地赞成三峡上马。但是苏联专家的发言是站在我一边的。会开完了以后，人就都散了。
然后我就参加了3月份的中央成都会议。成都会议确定了“大跃进”的总方针，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个“促进”的会议。但是三峡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是个“促退”的决议，3月25日会议通过，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主要内容是：三峡是个长远的事情，施工准备工作要15－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或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长江的规划应该是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几种关系互相结合，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排。长江的防洪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储洪排涝等工程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就是说，防洪要把堤防、分洪、蓄洪这三个问题统一抓住，这个决议制定的长江规划基本原则就是：统一规划。这个有关三峡的决议是总理主持的，我参加了起草，其中防洪部分是我加进去的，完全是我的思想。现在来看，像成都会议、后来的北戴河会议等，为“大跃进”做了那么多的决议，只有这个三峡决议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但是水利系统根本不执行这个三峡决议，依然我行我素。
干不成三峡干葛洲坝
1959年，我在庐山出了问题，水利电力部搞了一个所谓的“李锐反党集团”，还加上三大罪状：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我离开水利电力部以后，水电可说是被随后的领导人破坏得体无完肤，水电事业整整停滞了二十年。现在想起来，如果不合部，我还是待在电力部，也许后来个人的遭遇也会不同一些。文革中周总理在葛洲坝出问题时提到过我，那是一个可以让我出来的契机，但是钱正英（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根本就不理会，我在大别山的磨子潭水电站一直待到1979年1月，才获得平反回到北京。
我从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复职，还是到水利电力部当副部长。一进水电部办公楼的大门就看到毛泽东对葛洲坝的批示，有一面墙那么大的牌子，摆在大厅里：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我一看就非常恼火，莫名其妙嘛，这根本就违反工程建设的法则，哪有没搞好设计就开始施工的道理？那年2月份两部分开，水利电力部又回到1958年以前的水利、电力的两部格局，我就让人把那个大牌子给取掉了：赶紧摘了吧，这不是丢人吗！
葛洲坝是什么时候开工的呢？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钱正英知道毛内心里是醉心于“高峡出平湖”的，干不成三峡，葛洲坝对毛是个安慰，而且葛洲坝完工以后，三峡就是弦上之箭了。林一山倒是坚决反对修葛洲坝的，他是从建三峡出发的。三峡水电站发电后，供电量多少时有变化，也使下泄水量随之变化，这就影响航运。因此需要修一个葛洲坝，作为三峡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后建三峡是本末倒置。
毛泽东批准了葛洲坝工程，还发了那样一个根本违反基建程序的批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批示还得了，林一山当然反对不了了。后来葛洲坝出了事，周恩来把担子交给了林一山：你把它修好。林一山也没有办法，只好接过来干。2006年12月26日，他们还把刻有毛泽东那段批示的一块大石头，正式安放在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后人看看，我们过去就是按这么荒唐的“圣旨”干事情的。
葛洲坝开工以后，因为地质问题没搞清楚，中间停工两年。后来国务院开会的时候，谈话中周总理还特别把我提出来：李锐就反对在干流上先修，他赞成先修支流。他又问：“李锐哪里去了？”有人说：李锐还被关着（我是1967－1975年在秦城监狱被关了八年）。总理说：李锐对三峡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嘛，还是可以做些事的嘛。
当年，毛泽东接受了我的观点，1958年南宁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建三峡，周恩来也没有。60年代到70年代以后，只有林一山、钱正英两个人不断地向中央提意见，要上三峡，还有张光斗，是钱正英最倚重的水利专家，后来加上李鹏。地方上也有积极分子，湖北张体学，还有王任重，都积极，李先念是湖北人，也被他们说动，他们总是闹着三峡上马。大概是1972年1973年，有过一个毛泽东对要求上三峡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钱正英这些人不死心，修不成三峡怎么办呢？就修了那个葛洲坝。
三峡是怎样上马的
三峡最后到底是怎么上马的呢？我所知道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邓小平1980年7月去过一次三峡，那时长委的主任是魏廷铮，林一山原来的部下，他陪同邓小平，把邓小平给说动了。怎么说动的呢？“三峡建成后，万吨轮船可以通重庆。”毛泽东虽然有“高峡出平湖”这样的诗人的浪漫，但是知道三峡事体之大，到底没有敢干，我估计最后说服他的是军队的意见。50年代总理曾委托张爱萍将军，让他从军事的角度对三峡工程提出看法，他给中央的意见是：“不能建造一个战争的目标。”这大概最后把毛说服了，毛毕竟是打仗出身。邓小平则是个“举重若轻”的人（周恩来对他的评语）。张爱萍告诉我，他专门跟邓小平谈过三峡问题，小平怎么讲呢？——“你胆子太小。”
宋平跟我谈过1980年邓小平找他谈三峡的事情，他回答说：主要的问题是投资问题，国家没有钱，给挡回去了。后来邓小平一直鼓动着要上，1982年论证了一个150米的方案，是两级开发，下边还要再修一级。我知道这个方案水利部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防洪有限，两级还需要重新勘察坝址，他们不会干的。后来这个方案果然不了了之。1984年2月，水利部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枢纽工程的报告》，这个时候李鹏已经是副总理了，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有一次邓小平接见外宾，接见后把李鹏留下来谈三峡，他问李鹏：为什么不上三峡？不是说修好以后万吨轮船可以直通重庆吗，为什么不修？李鹏说：移民问题很大，非常困难。邓小平就说：那好嘛，成立一个三峡省，不用四川、不用湖北安置，独立出来解决移民问题，由国家管起来。那个谈话记录很快就有人拿给我看了。我心里想，这不是在骗小平么！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干呢！南京的长江大桥，武汉的长江大桥，只能通五千吨的船，所以后来改称万吨船队。
1985年3月5日，中央以“4号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水利部的副部长李伯宁被任命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这个人是应该记下一笔的，他对三峡“功不可没”。三峡省筹备组搞了一年多，搞不起来，叫做不三不四，都是穷地方，无法解决问题。最后中央领导人把王任重带去看，王任重是最赞成、最积极的人之一，到三峡库区去了一趟，王也无话可说。这样一年以后，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了《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三经办）的通知》，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本来，为了一个水电工程建一个省，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三峡的工作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论证过程，算是他们那些人的低谷吧。
这期间，最出名的反对派意见得到的传播，是戴晴在1989年编辑的那本《长江，长江》。这是一本文集，是孙越琦带队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在对三峡作了为时38天实地考察后写的调查报告。报告写出后，原来答应刊登的媒体不敢登了。这里要提一个人：许医农，她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女编辑。许医农常驻贵州一家出版社的北京办事处，她从戴晴那里知道了这本书后，立即与贵州的出版社老总联系，要老总授她全权在北京把这本书印出来。“两会”召开的前几天，北京的一个印刷厂赶印出了5000册。戴晴很厉害，立即拿到当年“两会”代表们住的宾馆小卖部出售，还在“两会”召开的当天，在大会堂旁边的欧美同学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开这本书的发布会。这本书和戴晴的会外游说，直接导致了姚依林在那年的人大宣布：三峡工程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很多，这件事五年不议。后来这本书由出版社大批印出，刚刚发行就被封掉了，中宣部要求全部销毁（后来在香港出版）。
不是“五年不议”吗？后来怎么又闹起来了呢？还是李伯宁的“功劳”。中央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后，他当了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1991年他经手了一部《三峡在呼唤》的纪录片，送给中央领导们看。王震看后落了泪，经过钱正英的动员，那年春节他在广州找了以张光斗为首的十个水利方面的专家开了个座谈会，会后王震立即给邓小平、江泽民还有李鹏写了封信：“我看了《三峡在呼唤》录像片后，心情很不平静，找任重同志商量后，邀请了几位著名水利专家、教授在广州进行座谈讨论，主要是听一听关于加快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听了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工程上马，即使三峡工程近期上马，也为时很晚了，不能再作推迟。”有人告诉我，王震在会上骂我：李锐，这是一个反动分子。我说：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呢？大概说我是反对分子吧？他们就又去查，王震确确实实骂的是：李锐是个“反动分子”，不是反对分子。王震对我的看法我是知道的，他当面也对我说过：“李锐，你是我的死对头。”
1991年“两会”之后，李伯宁又给王任重写信，说过去不允许宣传三峡，现在应该改过来，大力宣传。王看了就把信转上去，上边批示说可以进行点正面宣传。5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主持召开“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工程宣传工作通气会”，传达了这个批示，这样一来，三峡上马的宣传就哄起来了。而反对意见的发表渠道被完全封死，全是一面之词。
“兴建三峡决议”是在1992年的全国人大通过的。那个被通过的三峡论证方案是怎么产生的呢？三峡论证原来由计委与科委负责领导，钱正英却设法让他们退出，由水利部领导，由她主持。参加论证的400多个专家，分成15个专业组：经济、防洪、施工、地质等等，每组的负责人都是赞成上马的水利部的司局长。像黄万里等反对派，就不让参加。论证不谈长江整体流域规划，就是独立地论证三峡工程：大坝的高程、规模，等等。三峡根本没有比较方案，是个孤案。论证是怎么通过的呢？每个专业组就通过自己那个组独立的题目：防洪、地质、发电、船闸、经济，等等，就像是做单独的科研课题，各组只通过本组的论证题目，根本不是将三峡当成一个总体工程来论证。即使这样，各组通过论证时，仍有九名专家、两名顾问和一位政府官员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是应该记住他们的：陆钦侃（防洪组顾问）、侯学煜（生态与环境组顾问）、陈昌笃（生态与环境组专家）、程学敏（电力组专家）、方宗岱（防洪组专家）、何格高（综合经济组专家）、郭来喜（综合经济组专家）、黄元镇（综合经济组专家）、覃修典（电力组专家）、伍宏中（综合经济组专家）、李玉光（移民组专家）、廖文权（移民组，四川开县移民办主任）。人大表决之前，高层又做工作，让人大保证三峡方案获得通过。2002年2月份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消息：现在查出三峡库区两岸山体有2200多处有崩塌危险，需要花40多亿将山体固定。这是开玩笑，山体怎么能固定？水是有浮力的，怎么去固定？楼的地基可以想办法改变，那个比萨斜塔的地基也可以想办法处理，库区水一泡，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最后努力
198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排除艰难，出版了我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约20篇文章，15万字。1996年，我将文章增加到近40篇文章，连同附录，共45万字，大陆却没有出版社敢接，只能拿到香港出版了。我关于三峡问题的最后一篇文字是1996年4月写的，那是三峡开工后一年，给中央的上书，希望三峡还是停下来，停有先例，丹江口停过工，葛洲坝也停过工。我说，现在还没有做多少工作，还来得及再研究。写好后先寄给朱基：你看一看，若同意的话，请转送给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朱基给我回了电话，说：给江泽民看了，总书记要你照顾大局，以后不要再提反对的意见了。此后，我没有为三峡的事情再写过文章和上书，到此为止了。但是那些反对三峡的人提出的减少危害、尽量补救的方案，我都帮助递给中央。香港版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封底刊有编者的长篇介绍，其中引有我的一段话：
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反复说过，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三峡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
三峡是我这辈子反对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孙女忙忙说过：“将来三峡出了事儿，你要记住，你的外公是坚决反对这个工程的。”
三峡我过去是坚决反对，到后来呢，我公开的意见是先开发上游：金沙江、支流，上游的水库可以排蓄泥沙，可以帮助防洪，让三峡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像原来那么严重，再来考虑三峡什么时候修，需不需要修。实际上是想先拖住，拖得越久，很多当前说不清楚的事情，譬如卵石淤积问题，生态环境影响等等问题，就更能看清楚，也就没人那么起劲了。所以，我并没有真正改变反对建三峡的态度。
我前面光说了我和水电系统的人反对三峡，实际上，社会上反对三峡的人也很多，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像周培源、钱伟长，政协里面的反对派为首的是孙越琦，他原来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他两次带代表团去考察三峡，回来给中央报告坚决反对上三峡。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真的就不懂三峡的问题有多严重吗？我看，不能说中央的领导人都不懂，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其他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重大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黄万里这样的专家的意见谁也不听，他就来找我；我的意见，也是谁也不听，你有什么办法？黄万里是2001年去世的，我记得9月8日遗体告别我去了，是从水电学会的会场上直接去的。那天开会我旁边坐的是张光斗、潘家铮。张光斗，黄万里清华的同事，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头头这两个人根本没去。告别完了之后，我又回到会场继续开会，感慨无穷！我们这种体制、这种制度！从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的总体决策方式也好，建设路线也好，三峡工程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
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正确的意见被否定，错误的意见吃香；对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启用坏的。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是3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个世纪30年代，他对长江上游做过实地考察，研究过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河床因之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加粗沙，是会移动的。三峡泥沙专题组的论证认为：造床卵石的移动量为零，而黄万里的计算是卵石年移动量不少于一亿公吨。他认为三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尾水达重庆以上，长江流到这里时，由于水深增加，流速必然减慢，其中细沙可以漂游出坝，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卵石先是夹杂在粗沙之中，最后则沉落在粗沙的后边，淤积在重庆以上的库尾，逐渐向上游漫延，直至淤积平衡，将两岸的平坝，就是好田毁掉，将长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沦为泽国，生态面貌完全改变，长江的航运也遭到破坏，因此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为此，他不断向中央上书。80年代三峡论证时，他两次到我家来谈他的意见，把他写的文章拿给我看，文章的标题是《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曾在市政协会上正式提出反对修建三峡的报告提案：“三峡高坝祸国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是：“请安排争辩”。在我家谈时，他还讲出这样的气话，如果三峡修了，出了问题，那就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跪三个铁人世代请罪。
黄万里跟钱正英有亲戚关系，钱的丈夫是他的侄子。每年春节，他俩都到黄家拜年，可三峡论证，就不请黄万里参加。黄万里在清华被排挤，到85岁才让他上课。黄万里是一个悲剧人物，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可以跟马寅初、陈寅恪并列，有独立的人格，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就是不能容纳这样的人。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趋炎附势的人成了大气候。当年三峡如果不是我劝阻，自是大灾难。三峡工程的负责人潘家铮算是讲了良心话，回答“三峡最大有功人是谁”的问题时，他说：是李锐，是那些反对建三峡的人。
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陈云找我：又在闹三峡，你赶紧写意见。1984年我继续向中央写信，还是陈云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们都支持。我的上书，邓小平也划了圈，那次水利部闹三峡，没闹成。1980年，1984年，水利部两次折腾三峡，没有成功，还是中央内部起作用，两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邓小平也没有办法硬要一个人说了算。而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方案时情况就不同了。在政治大气氛下，人大的投票当然好走过场了。即使如此，仍然有177人投了反对票，弃权的664票，三峡工程以1767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获得通过，已经是空前绝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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